新型冠状病毒与2003年的SARS（非典型肺炎）病毒是同属一个家族的冠状病毒，但属于不同的亚群分支。巧合的是，其发生时间也都在冬末春初，也都给春运带来了一定的考验。

下面，小编带您回顾下十七年前的那场“非典”，并结合中医科普，期待能对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有所帮助。

 

 

日常如何防？

除戴口罩、洗手等，还要养“正气”

 

 

很多人对SARS并不陌生，但是十七年前，SARS病毒和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一样，是一种新型的、从未见过的病毒。

“非典”在2002年冬天悄然出现，在2003年春天爆发，传染性强、传播快、死亡率高。随着感染者的流动，它蔓延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在发现“真凶”的过程中，果子狸一度成为首要“疑凶”。

研究者确认，果子狸的确是将SARS病毒传播给人类的直接源头。但是，直接源头并不等于根本源头，果子狸只是“中间宿主”。直到2013年，央视发布新闻称：SARS病毒的天然宿主不是当初以为的果子狸，而是一种名叫“中华菊头蝠”的动物。

人类花了十年，才真正确认了SARS的自然宿主。

据央视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提出，从流行病学调查的话，新型冠状病毒或是野生动物传染给了人类，像竹鼠、獾等，但并不能确定具体是哪一种。

无论是SARS，还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均以“瘟疫”命名之。说到瘟疫，就不能不提明代医家吴有性。

吴有性，字又可，江苏吴县人。他是一位民间医生，生活于明末战乱大疫之年，在继承前人温病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卓见，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24年）撰成《瘟疫论》，为后世温病学说的发展和系统化奠定了基础。吴有性在《瘟疫论》中指出：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

 

吴有性将瘟疫的源头归结为“戾气”。在细菌及其它致病微生物被人类发现之前约200年，他通过在疫区亲身观察和诊病施药，结合前人经验，对疫病的主要特点作了细致的分析和描述：“戾气”通过口鼻侵犯人体（突破了前人“外邪伤人皆从皮毛而入”的观点）；瘟疫有强烈的传染性，不同种类的“戾气”会选择性地侵犯某些生物种群或人的特定器官，造成特异性疾病；人类的疫情和禽兽的瘟疫，致病各有特异，“然牛病而羊不病，鸡病而鸭不病，人病而禽兽不病”。他还认为：疫病侵袭人体，与正气胜衰、病邪毒力强弱有关。

谈到新型冠状病毒，有的人会恐慌，或因此失眠，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情绪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反不利于养“正气”，不利于提高“免疫力”。此外，还应该注意别太劳累，不要熬夜，适当运动，保持好的饮食习惯，节欲养生，增强自身免疫力。

 

 

 

 

 

中医如何治？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中医没有细菌、病毒理论，却可以治疗传染性疾病，尤其在应对病毒性传染病时，有突出的治疗效果。因为中医走的是另一条路：传染病的发生是细菌、病毒，与人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医的重心，在于调整和改变人体的“内环境”，使细菌和病毒失去生存的条件而“自灭”。

我国古代医家刘完素、吴瑭、叶天士等也都对中医温病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他们的诊疗方法，在今天仍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

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邓铁涛曾在其论文《论中医诊治非典》中说：“中医辨证论治不把着力点放在对病原体的认识上，而在于病原体进入人体后邪气与正气斗争所表现的证候。温病的发生是因气候环境、致病物质活跃、正气不足以拒邪所致。故中医的治疗不单与病毒对抗……‘非典’属中医春温病伏湿之证，病机以湿热蕴毒，阻遏中上二焦，并易耗气挟瘀，甚则内闭喘脱为特点。中医治疗分早期、中期、极期、恢复期辨证选方用药。”

河北中医药研究院曹东义教授曾在《回顾SARS，中医药收获了什么？》一文中说：“在全国内地5326例非典型肺炎确诊病例中，中医药参与治疗的确诊病例累积总数达3104例。每一个病例，从发病到确诊都有详细的流调资料；中医药在何时应用，效果如何都有详细的记录，是一个可信而难忘的真实历史过程。”

小编听说身边很多人，最近都在囤一些板蓝根颗粒（主要成分为板蓝根）备用。中国中医科学院王振华博士说：“这种做法有点盲目。只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表现为热毒型，患者服用板蓝根或清热解毒类药物才会缓解病情；对于未感染人群来说，如果有内热体质倾向，使用板蓝根具有一定的预防意义，否则会适得其反。因为板蓝根味苦、性寒，对于没有内热者，服用板蓝根反而会损伤阳气，降低机体抵抗力，或给病邪有可乘之机。”

无论是SARS，还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其发病都有一定的特异性，根据特异表现来总结出病的共性，针对这种共性而进行的治疗，叫做辨病施治。医者需要观察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感染患者有没有一个共性的中医证型表现，是集中在热毒型还是寒湿型？是肺热炽盛或是风热袭肺？是上焦实热还是湿热壅肺？抑或是其他？如果大部分患者都表现为某一种类型，可根据辨病施治的原则，制定一个通用可行的方案。

不同患者的体质不同，在辨病的基础上，还需要“病”“证”结合，共性与个性相结合。方药的运用要灵活，治疗方案既要有普遍意义，又要凸显个体化诊疗，才能真正发挥中医药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特色与优势。